字體與文化
2019年12月25日

姜別利這個人(下)

蘇精

 
三、魯直待人處世的態度 

姜別利以積極創新的精神,達成多項中文印刷技術上的傑出成就,又以精明靈活的經營方法,為美華書館和自己謀得可觀的金錢利益,到1868年他來華滿十年時,美華書館已是中國規模最大的西式印刷所與活字生產者,倫敦會的墨海書館在積弱多年後已於兩年前關閉,英華書院也因技術落後難以競爭而在討論出售的可能性,其他規模更小的印刷所更不可能和美華相提並論。但是,就在姜別利和美華書館的工作已達到或正邁向顛峰的時候,他卻在1869年辭職離華了,這並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向來待人好惡分明、處世言行粗魯的結果。

姜別利在華期間,唯一能讓他心悅誠服的人是遠在美國的婁睿。婁睿本是美國長老傳教會中文印刷的創始者,也親自經手美華書館在澳門的前身華英校書房以來的相關事務,姜別利由他招募來華,既來之後兩人之間通信的頻繁,言詞用心的懇切,都不是其他傳教士能比得上的。婁睿比姜別利年長達四十六歲,名為長老傳教會秘書而實際掌理該會事務,又曾任美國聯邦參議員,卻願意和地位比傳教士還低的姜別利來往,而且非常支持配合姜別利的各項要求與行動,甚至在1860年印刷所要從寧波遷往上海前夕,姜別利不滿上海的傳教士而發脾氣要拋下工作回美國時,婁睿仍曲意維護,接受姜別利故意提出的不合理高薪要求,只希望能挽留他在華工作。婁睿的這些作法,讓姜別利在感動之餘,回報以盡心盡力在華花書房與美華書館的工作,當婁睿於1865年以年逾八旬而婉謝續任長老傳教會秘書時,姜別利寫信給他:

「由於我和其他傳教士崗位不同,我知道您退休消息後的感受也和別人不同,傳教士的專業讓他們依賴教會的支持,而我從來就認為除了您以外不知還有誰可以依靠。當初由於對您的尊敬與信任引導著我來到中國,後來也主要因為您的屢次勸勉和鼓勵讓我持續留在崗位上;我從一開始就收到您寫給我的鼓勵與指導的信件,老實說,我從沒有如此熱忱地期待別人的來信,也沒有如此愉悅地閱讀別人的來信,但此後我再也不能期待太多了。我感謝上帝讓您長命,如今您得以眼見您創始及小心照料的美華書館幾乎達到顛峰了,這個印刷機構完全是在您的呵護之下誕生與成長的!」

婁睿收信後,親筆給姜別利回信:

「您對我的親切友善,我有最真誠的迴響,您將中文金屬活字的製造歸功於我,其實我只居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不是您承當起這件大事,製造這些活字不論如何都非常困難;只有真正的天分、才智與堅持不懈使您得以成功,而且您也成功地造出整套五號上海活字,對無數的中國人而言,此事的完成是個大成就,也會讓您的一生大為滿足。」

這兩封信一者真情流露地表達姜別利對婁睿的尊敬與回報,一者顯示婁睿對於姜別利不負所望的欣慰之情。應該可以說,美華書館能很快地崛起,發展成中國最大也最成功的西式印刷與活字機構,是姜別利在華創新經營與婁睿在美支持而共同締造的結果。

但是,姜別利和其他人之間並非都如此溫和而以禮相待的,他的個性有兩個大問題:口不擇言與衝動。姜別利不論在書信中或當面都經常過於心直口快,並不考慮是否應當說或應當怎麼說比較適當,他認為自己對婁睿可以無事不談,經常在信中高談闊論批評人和事,例如他在給婁睿的信中說,單身傳教士比攜家帶眷的已婚傳教士好,因為後者費用太高,又花太多時間心力在家庭而影響傳教工作;姜別利應該不知道,當時歐美各傳教會都以派出已婚傳教士為原則,若是單身也希望最好能在出發前結婚。又如他的好友傳教士應思理(Elias B. Inslee)和寧波有些同事不合,姜別利在信中為應思理抱不平,又進一步添油加醋,自己認為寧波佈道站的歷史「從頭到尾」就是爭吵和嚴重不滿的紀錄,還問婁睿寧波佈道站的管理是怎麼回事。結果引來婁睿回信說雖然當前在寧波有些爭執,但駁斥姜別利的說法是錯誤的,其他佈道站都比不上寧波佈道站開頭那些年的和諧與效率。

到上海以後,姜別利繼續批評他人,並擴大到批評自己的長老會和所有的基督教傳教士及其工作,同時讚揚天主教的傳教士。例如他說:

「本會在華有些佈道站有太多的機械設備、太多的印書、太多的學校教學、太多的房屋建築,卻有太少的直接對民眾教導和傳講福音。… 基督教的傳教工作有兩個我覺得最不利的特徵,其一是巨大的奢侈昂貴,其二是傳教士極少克己忘我。」

姜別利在另一封信中又說:

「我認為阻礙我們在華傳教成功的一大因素,是傳教士的維持外國生活方式,這形成和中國人之間的巨大鴻溝,而這種生活方式主要是由於傳教士攜家帶眷的緣故;我不是要男性傳教士單獨在此,但就這項困難的傳教使命而言,男性傳教士的同伴應該是男人而非女人,我真擔心整體基督教的傳教方式太過女性化(womanish),天主教傳教士的克己忘我和商人的冒險進取讓我們覺得羞愧,兩者都使我們受人輕視。」

以上只是姜別利屢次批評傳教的少數片段而已,他還曾一口氣向婁睿連提十個問題質疑傳教界的作法,最後他乾脆表示失望:「我坦率地承認,自己越瞭解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就越沒有信心。」即使是基於善意恨鐵不成鋼,但他批評的內容、文字和語氣都和自己的身份角色不相稱了。

除了在書信中指責,姜別利也公開當面批評別人,甚至引起紛擾與衝突。1860年華花書房將從寧波遷到上海之際,兩地傳教士為此爭論,上海傳教士為爭取搬遷而說即使沒有他也能辦好印刷所,後來姜別利想返美時卻又反對他離華,他批評上海傳教士出爾反爾非常自私,因此揚言真要辭職回美,上海傳教士找他商量時又故意為難,要求年薪從600元遽升為1,800元,並要將自己比照傳教士的身份改變成一般雇員;幸而愛才的婁睿在接到上海的緊急報告後,決定接受他的條件留人為先;等到姜別利衝動之後平靜下來,自己才表示不會支領那遠高於傳教士的1,800薪水。

印刷所搬遷到上海後,姜別利強烈要求上海佈道站出售克陛存所住的虹口房地,以新建小東門外的美華書館廠房,但一者長老傳教會先前鑒於太平天國戰事未定,已下令展緩興建,再者上海房地價格飛漲,克陛存認為應等虹口房地價錢肯定繼續攀高,早賣反而會有損失,但姜別利就是不願再等,一直責怪克陛存自私,只顧自己住的方便而犧牲美華書館的發展,極為不滿的姜別利除了向婁睿告狀,又以1,800元薪水為條件,衝動地聲明將毫不猶豫地領這份高薪,否則就要離開上海佈道站。克陛存實在拗不過姜別利,只好讓步滿足了他的要求。

姜別利和上海佈道站的另一位傳教士范約翰有更大的衝突。兩人約自1865年起不和,經常在寫給婁睿的信中批評對方種種不是,也在佈道站會議時互相掣肘杯葛。問題是姜別利從前述1860年遷到上海之際,發脾氣要求高薪和改變身份的兩個條件後,他已經成為地位在傳教士之下的佈道站雇員,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佈道站會議,但他自己未察覺到此點,其他傳教士明知卻也沒有反對的情況下,讓他多年來繼續出席會議,參與討論、表決及輪值擔任主席。等到他和范約翰交惡後,范便要求姜別利不得再出席會議,這項釜底抽薪的要求讓姜別利完全意外又為之大怒,衝動之下甚至舉拳作勢要毆打范約翰。姜別利為圖挽回局面,又向教會控告范約翰誹謗自己等六項行為,結果或因時效已過,或因姜別利自己也有過失而不能成立。姜別利是全盤皆輸,憤而提出辭呈,當時婁睿已經過世,再也沒人維護挽留他,可以說是姜別利的衝動與魯莽決定了自己離開美華書館的後果。


傳教士的評價  
 
姜別利離職不久,有些熟識的長老會傳教士不免會談論他和美華書館,這有如他們對姜別利個人與美華書館的評價一般,非常值得注意。例如在山東的狄考文(Calvin W. Mateer)表示,姜別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良好的工作,雖然他經常以其個人特質「冒犯」別人,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他在美華書館做得很好,使得美華書館在中國的印刷出版方面遙遙領先。

在杭州的陶錫祈(Samuel Dodd)則說,姜別利的脾氣不好相與,也不前後如一,他經常說傳教士應該節衣縮食過生活,而他自己卻是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那些未進入內地工作的傳教士非常不滿,但他卻說自己才不想為了進入內地而放棄喜愛的美食烤肉等等;儘管如此,姜別利在美華書館做了偉大而可貴的工作,值得長老會以他的工作為傲,許多在華的外國人也都給予高度的評價。一年後陶錫祈再度論及姜別利,說他不論好壞都不會隱藏自己的脾氣,他可以今天稱讚一個人是聖人,明天卻完全是另一種說法,但陶錫祈相信姜別利是一位正直的基督徒,數年來兩人幾乎每次見面都會為談論天主教而爭吵,可是爭吵過後兩人仍然是好朋友。

在寧波的傳教士蒲德立(John Butler)於1870年底至1871年春到上海暫時主持美華書館三個多月,他說自己原來不懂印刷出版,到美華以後卻不能不對姜別利的天才給予最高的讚許,因為美華其實需要三個人管理才應付得來,即一名負責技術的專業印工、一名會計兼事務,以及一名必須頭腦清楚、心地溫暖而鐵腕辦事的傳教士主管全局,蒲德立認為姜別利主持的美華書館是長老會的榮譽,也是對中國有益的最有效機構之一。


結 語
 
姜別利以充沛的創新精神和精明的管理能力,將華花書房和美華書館經營得成效卓著,並對近代中國印刷出版技術與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他在離職這年不過三十九歲而已,但工作上的成就已經普遍受人推崇,確實難能可貴;不料卻因過於魯直粗獷的個性,意外地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下突然離職,沒能為中文印刷做出更大的貢獻,令人惋惜。
 
*原始出處: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註解,限於篇幅未能刊登。
 
 

蘇精
英國倫敦大學圖書館系哲學博士,雲林科技大學漢學研究所退休教授,曾於清華大學、輔仁大學兼任授課,專長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十九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研究,著有《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西醫來華十記》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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