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與文化
2019年10月24日

姜別利這個人(上)

蘇精


緒言  

姜別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先後主持華花聖經書房與美華書館,是近代中國印刷史的重要人物。在他所屬的美國長老會檔案中,留下許多他撰寫的書信手稿和印刷品,也有許多別人寫給他的或者談論到他書信內容,本文根據這些檔案內容討論他的人格特質,內容重點不在於他關於中文活字的各項技術成就,而在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個性、工作態度、待人處事的模式,以及別人對他的看法評論等等,這些和他的工作與成就有著密切相關的因素。本文認為這些檔案的內容顯示他的三種人格特質:富於積極創新的精神、精明謀利的才能,以及魯直待人處世的態度等,這些特質促成他在印刷工作上的非凡成就,卻也導致他憤而辭職離華的後果。

  一、積極創新的精神  

積極創新的精神可說是姜別利最為凸顯的一項人格特質,也是促成他在中文活字技術上空前成就的重要因素。他在1858年來華前,和中國沒有甚麼淵源,他對中國的認識應該就是接受來華任命的前後,長老傳教會國外部秘書婁睿(Walter Lowrie)告訴他的關於在華傳教與中文印刷的事。但是姜別利以自己原有的印刷專業基礎,來華後很快地實際應用到中文印刷之上,例如電鍍字模、計算中文常用字、設計活字架、發明造字新法等等,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呈現巨大的成果,若沒有積極創新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

姜別利甚至在還沒有抵達寧波接掌華花聖經書房前,就已提出也準備了第一項的創新計畫。1858年6月15日姜別利搭乘來華的船隻到達香港後,停泊了三個多星期,他把握機會幾乎每天前往倫敦傳教會在香港的印刷所英華書院考察,也和負責英華的傳教士湛約翰(John Chalmers)與中國人黃勝深入交談;英華書院是當時西式中文活字的生產與印刷重鎮,姜別利在密集訪問後對於利用西方印刷術印刷中文的實況已經相當瞭解,也在寫給婁睿的長信中詳細描述英華書院活字的情形,並且提出自己的新主意,就是購買英華的活字予以電鍍成字模,如此華花書房可以很少的代價擁有英華的全套活字字模,姜別利的確買了一些英華活字帶到寧波備用。

抵達寧波四個月後,姜別利邁出電鍍活字的第一步,在1858年12月初以英華活字成功地進行電鍍製成字模的實驗。其實,在姜別利以前已經有人進行過同樣的實驗:早在1845和1846年時,寧波長老會佈道站要求華花書房的印工柯理(Richard Cole)和兩名傳教士麥嘉締(Divie B. McCartee)、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共同進行電鍍字模的實驗,三人嘗試的結果失敗了,他們歸之於材料和工具不足所致,可是他們並沒有積極設法改進就停止了實驗。結果十二年後由專業、積極主動又富於創新精神的姜別利完成中國最早的電鍍字模之舉,他也隨即向英華書院訂購活字,每個漢字只買一個,電鍍成字模,並在此後七、八年間複製了英華書院的兩套活字。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姜別利抵達寧波後還不滿一個月,竟然很快地又想到並已經著手於第二項創新計畫了。他在1858年8月底寫信給婁睿:

「我已經要求我的中文老師,在不教我的時候計算一部書中不同的漢字出現的次數,如果能有幾位老師做這件事,便可以在算過所有我們出版的書以後,知道在一套活字中每個漢字需要鑄造的正確數量。」

和電鍍字模一樣,姜別利也不是最早嘗試計算漢字使用頻率的人。早在1825至1826年間,倫敦會的傳教士戴爾(Samuel Dyer)已經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中文聖經算過一次,1827年戴爾在檳榔嶼傳教時又擴大到計算13種書,並在1834年出版《重校幾書作印集字》(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acters …),羅列3,000個常用漢字做為打造一套活字的依據。但是,為數僅有3,000個未免過少,後來以戴爾活字為本而成的英華書院活字也陸續增加,在1857年時已達到5,584個漢字的規模,姜別利就在次年來華時密集參訪英華書院,肯定知道了戴爾計算的數字和實際使用之間的明顯落差,所以會在到寧波後不到一個月就著手計算漢字使用頻率,以確定在一套中文活字中各個漢字應該鑄出的正確活字數量。

在書中逐字計算每個漢字出現的次數極為費時費事,最多時雇用三人計算,一開始由姜別利個人負擔工資,後來改由華花書房的經費支出。到1861年時姜別利根據計算28種基督教書、116萬餘字的結果編印成《兩種字表》(Two Lists of Selected Characters …)一書,取其中出現頻率較多的5,150個字,加上倫敦會活字中特有的850個字,合計6,000個字,姜別利認為這就是一套中文活字應該要有的漢字字數,每個漢字再依出現頻率鑄造適當的活字數量。
       
解決了一套活字該有的漢字字數與每個漢字應鑄的活字數量問題,接著考驗姜別利的是這些活字究竟如何安排為宜,因為相對於拼音文字,漢字的數量實在太多,安排若不得當,檢字排字工人在活字架間疲於奔命,會嚴重影響檢字排字的效率。結果姜別利又再度顯示了令人驚訝的創新能力,他在1858年8月底表示已請中文老師計算漢字的同一封信中,也提到如果華花書房的活字架與架上的活字盒能有較好的安排,相信檢字排字效率和印刷產量都可以大幅度提高。

姜別利說的「較好的安排」在十個月後便實現了。他在寫於1859年7月12日的信中告訴婁睿,已經設計出不同以往的活字架與活字放置方式,活字架三面環繞著排版工匠,他不需要移動一步便伸手可得架上十分之九的活字,剩下的也只需轉身便得。幾個月後,一位傳教士藍顯理(Henry V. Rankins)興沖沖地報導新活字架與活字安排新法的實用情形:

「一名童工站著不必移動一步,可以在兩天內排好一個組版(form)再將活字歸還原位,這名童工才進入華花書房幾個月,也才開始排版而已,不久以後他將可以在一天內就完成同樣的工作,而一名排版熟工至少需要三天時間,才能從舊有的活字架上完成和那童工相同的工作量。」

這種現象顯示姜別利的第三項創新計畫又成功了,事實他的活字架成為後來中國各地印刷機構的「標準」設施,長達數十年之久,還有人使用到1948年。

不過,姜別利最受人推崇的創新,應該是第四項以木質字範(punch)取代鋼質字範的造字新法。從十五世紀西方使用活字印刷以來,製造工序總是先打造鋼質字範,再翻製銅質字模,然後鑄出活字。但是打造字數和筆畫都繁多的漢字鋼質字範實在曠日廢時而難以成就,姜別利於是發揮創新精神另闢蹊徑,1860年6月他在給婁睿的信中首先隱約透露:「我已想出一種打造字模的新方法,成本微不足道,若能如我期待的成功,將會是一樁大事。」到同一年底華花書房遷移到上海前的半年間,姜別利又兩次提到這種造字新法,表示已經雇用一名由他教會技術的中國工匠動手製作一套新活字的字模,不但成本極低,字又小,更重要的是具有外國人無法刻出的漢字美好韻味,他充滿期待地表示:「從黃楊木刻字製造字模的方法果真實現,將開創中文活字印刷的新紀元。」

以新法打造活字因印刷所遷移上海而暫停,再度開工後為了維持整套活字的字體型態風格一致,仍由原來的那名刻工獨挑大樑,婁睿也在1864年間特地命名為「上海活字」,以相對於美華書館已有的香港、柏林和巴黎等活字。直到1865年底上海活字才大功告成,先後費了五年半功夫,是姜別利各項創新中耗時最長才完成的一項,他自己卻很有把握,早在1860年才動工不久就說,這種造字新法和新活字架是自己到中國兩年間的兩大技術貢獻。

以上電鍍字模、計算漢字使用頻率、設計新活字架,以及造字新法四項創新中,前三項都是姜別利一到寧波就發動,第四項也在不到兩年後就開始。可貴的是姜別利一直保持著創新的精神,在以上四項創新到1867年都已完成後,他隨即在1868年開始第五項創新計畫:電鍍銅版。其實這也是早已有之的構想,在前述他寫於1858年7月2日香港的來華第一封信末尾,提到自己有個想法,即製作電鍍銅版印刷聖經,可以低於英華書院所印的成本;此後姜別利也屢次談論電鍍銅版,只因電鍍銅版的技術和成本都高於電鍍活字,製作時間也較長,而且他各項工作忙碌,實務上需要安排緩急先後,才會在完成前四項創新後再進行電鍍銅版,並宣稱:「在美華書館的歷史上,剛結束的這一年(1868)是以成功開始電鍍銅版做為標誌。」姜別利第一種電鍍銅版印的產品是1869年3月完成的聖經新約,接著又在幾個月內印出14種電鍍銅版的書,完成後他也辭職在1869年10月1日離開了美華,電鍍銅版成為他對中國印刷事業最後的一項創新貢獻。

姜別利當初來華時,美國長老傳教會在婁睿主導下堅持以西式活字印刷中文,不但要和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競爭,最終更要達到取而代之的目標。可是,以萌芽才二十餘年的西式中文活字和已有千年之久的中國木刻競爭,還希望取而代之,簡直有如不可能的任務。但姜別利的各項創新,無一不涉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保持品質等競爭的關鍵,從技術優勢轉化成生產、成本和品質等經營的優勢,於是不可能的競爭成為事實,即使他離職時西式中文活字要取代木刻仍有待中國社會更多因素的加入配合,但西式活字優勢在望,使用的中國人明顯增加,在競爭中超過木刻已不是問題,而姜別利一貫的創新精神是造成這種情勢的一項重要因素。

 
*文章原始出處: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註解,限於篇幅未能刊登。

(待續)
 


蘇精
英國倫敦大學圖書館系哲學博士,雲林科技大學漢學研究所退休教授,曾於清華大學、輔仁大學兼任授課,專長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十九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研究,著有《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西醫來華十記》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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